红岩简介

　　邓惠中的丈夫不是那位叫华子良的韩子栋，而是叫邓福谦，1934年入党，1937年他去了延安。邓福谦走后，邓惠中与邓福谦介绍的几个地下党员认识，于1938年入党，并担任岳池县妇女特支书记。邓惠中有二子一女，二儿子邓诚，即小说中的华为，入党后成为党内交通员，大儿子和女儿也锻炼得非常坚强。1948年，邓惠中主持建立了中共西南民主联军华蓥山济南纵队，有武装队员四百余名，她成了名副其实的纵队司令。

　　不幸武装起义失利，1948年8月2日，邓惠中潜回家中，被追踪而至的清乡队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儿子邓诚、女儿及未婚儿媳。她在狱中经受了残酷的刑罚折磨，吊打、竹筷子夹手指、猪毛穿乳头、灌辣椒水等，但她始终严守党的秘密。1949年11月27日夜里，邓惠中和邓诚母子同时牺牲在渣滓洞。

　　小说《红岩》中，多次提到老石同志，他是重庆地下党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职务是川东临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委书记，他领导着上川东地委、下川东地委和重庆市委的党的工作。他有一个化名叫石果，党内的同志认为他姓石，敌人也认为他姓石，但他的真实姓名却是叫王璞。王璞是湖南韶山人，和毛泽东是同乡，他前进的路上是否与毛泽东个人有联系，无资料可查考。1938年10月，他出任湘乡县委委员兼韶山区委书记，1942年初，王璞担任重庆市委领导，多在北碚、合川、铜梁、邻水等地活动。不久，经组织批准，他和共产党员左绍英组成一个商人家庭，左绍英对外是老板娘兼总管，党内是王璞的交通联络员。王璞在韶山有个妻子叫贺建修，生有一女。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1939年他们分别后，夫妻从此永别。

　　王璞和左绍英结婚时生活很困难，连被子都是彭咏梧和江竹筠送去的。左绍英原来是一名纱厂的女工，由王介绍入党。左绍英原先住重庆，拉扯两个孩子，身上又怀了孕。《挺进报》事件发生后，王璞成了特务的重点追捕对象，于是左撤离重庆，到合川乡下堂兄家隐蔽起来。

　　王璞是被他的副手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出卖的，他供出了王璞在广安县城的住址。1948年7月4日，敌人赶到广安，没抓住王璞，却抓住了他的主要助手——上川东地委委员兼广安县县委书记骆安靖。骆安靖经不住肉体的折磨，当了叛徒。

　　而此时，王璞正在渠河两岸，华蓥山西侧、嘉陵江以北地区发动五省联合大起义，组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曾霖任纵队司令，王璞兼任纵队政委。

　　1948年9月初，王璞随第四支队活动，在岳池县石盘乡木瓜寨，被敌人包围，他负伤了。在转移途中，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同志们把他的遗体安放在一个山洞里，被敌人发现，敌人割下王璞的头，悬在树上“示众”三天。三天后，烈士的头颅不翼而飞。原来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取下来，安葬在一棵槐树下。

　　王璞的妻子左绍英转移到乡下，因为他堂兄酒后失言，暴露了左绍英的身份，1948年9月9日被捕。这时她已怀孕七个多月了，敌人把她关进重庆的渣滓洞。在狱中左绍英生下一个女儿，同志们给这个小女孩取名为“监狱之花”。所以，在《红岩》小说中写道：“监狱之花”这个名字是许云峰给起的，在她去世之前的一个大雷雨之夜，她的父亲被敌人枪杀了。

　　在《红岩》小说的第二章，因为幼稚的陈松林受骗上当，为特务郑克昌、黎纪纲留下破绽，导致甫志高被捕、叛变。而在真实的生活中，陈松林叫陈柏林，1948年他仅有十七岁，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开的书店，在民生路上，书店名叫文城出版社。

　　特务郑克昌的真实姓名叫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的一个组长；黎纪纲的真实姓名叫曾纪纲，他是李克昌手下的一个特务。小说中的甫志高，是众多叛徒的典型形象，是众多叛徒的集中体现，不能简单地说是哪一个人。

　　叛徒终归是没有好下场的。重庆解放前夕冉益智回北碚黄桷镇82号匿居。重庆解放的第二天，他到江北一位朋友家住下，以便进城活动。1949年12月18日，冉益智在大同路德胜戏院门口，碰上了向人民政府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前区长李修凯，李将冉扭送魁星楼警备部队执勤战士处。12月27日，红岩烈士牺牲一个月后，他被正式逮捕。1951年1月19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对冉益智判处死刑。刑前，冉要求将其尸体“弃之于荒郊，与草木同腐”。

　　1950年1月16日，刘国定向成都军管会公安处自首，1月28日逮捕，1951年1月被判处死刑。

　　第一个背叛革命的任达哉和出卖江姐的涂孝文，以及出卖了自己妻子的蒲华辅也没有好下场。任达哉是在1949年“11·27”大惨案中，被特务杀死了。1949年10月28日，和陈然一道被特务杀死的十人中，有三个是叛徒，他们是涂孝文、蒲华辅、袁儒杰。在押上卡车的时候，陈然对涂孝文说：“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你可以用死来赎罪了。你要表现得英勇一点，也算你曾经加入过共产党。”

　　涂孝文动了动嘴唇，没有说话，但他还是重重地点了两下头。在向刑场驶去的路上，陈然带头唱起了《国际歌》，在这歌声中也有叛徒涂孝文微弱的声音。

　　《红岩》中出卖刘思扬的叛徒李忠良，解放后混入巴县惠明乡辅仁中学当老师，1950年4月被逮捕，1951年2月被判处死刑。叛徒骆安靖是被刘国定出卖的。解放后，骆混进南开中学当了政治教员，1951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53年改判无期徒刑，后改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在江北区一家蔬菜商店工作。叛徒李文祥被特务机关授予上尉军衔，参加特务工作，1951年2月，被重庆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由于叛徒的出卖，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空前的大破坏。因《挺进报》被敌人破获而受到的重创中，有一百三十三人被捕，其中：重庆被捕六十七人、上下川东四十一人，川康十七人，上海、南京八人。一百三十三人中，被杀害的五十三人，被秘密杀害的三十五人，释放和“11·27”大屠杀中脱险的二十五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四人，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的八人。

　　地下党组织受到破坏，因为出了一群大大小小的“甫志高”，出了一个“甫志高小集团”，如果按小说《红岩》所说，仅有一个叛徒甫志高的话，川东地下党组织不可能受到这样空前的破坏。如果叛徒不是地下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而是基层的普通党员干部，损失也会相应减少。狱中的同志，面对地下党领导人的变节、投降，以及地下党组织所遭受的大破坏，他们既震惊、又愤恨和无比悲痛。

　　革命者梦寐以求的新中国，自己没有看到，在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候，却饮弹身亡，走向黄泉。他们每一个人都按捺不住悲愤的心情，有多少话要向党说出来。在狱中，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以真诚的态度，开始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方面进行回顾和总结。

　　“11·27”惨案越狱之后，罗广斌这个从大屠杀中脱险的生者，拿起笔，把那些死者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带血的嘱托写成了一份二万多字的报告，交给了党组织。

　　在这份报告的最后一部分，罗广斌含着泪水，代表狱中那些死去的难友，向党组织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八条意见：一、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

　　这是革命烈士血和泪的嘱托，这是革命烈士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体现，这是革命烈士在生命最后一刻所发出的强烈呼喊，这是我们在发展建设中不能忘记的警示。

　　革命胜利了，不可能再出现屠刀、皮鞭下的叛徒，但是和平时期，一些党员会不会在金钱面前，在美女面前，在权力面前背叛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呢？尤其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如果在这方面做了党的叛徒，他的破坏性丝毫不亚于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之流叛党所带来的损失——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这样做了，他将多少原是共产党员的领导干部带进了监狱？原襄樊市委书记这样做了，他不是也将七十四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带进了牢房吗？

　　这一点值得执政党深思！值得每一位党员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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