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先锋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
05-05 12:28:20 分类：党课讲座 浏览次数: 49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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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先锋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
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尤其是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之后，就要全面顾及、通盘考虑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并且尽可能把各种社会矛盾化解在体制之内，求得稳定与发展。因此，党的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接着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但是由于毛泽东和共产党对我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执政理念从1957年反右斗争后变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才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讲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十六大提出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包括一切热爱祖国的人们。我国是法制社会，人的概念也就是公民的概念，集中体现为在法律和政策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重要升华。正是在此基础上，科学人才观提出人人皆可成才的观念。
以人为本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新的执政风貌和施政特色。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曾在“以民为本”和“以人为本”两种提法之间进行比较，取得的共识是，我国封建社会上千年来就有“民本”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也早已有“人本主义”，我们共产党人就叫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理念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具有最广泛最充分的包容性，深得人心民意。
以人为本意味着对过去较长一个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理念的彻底否定。当年我们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那主要是在工作重心代替意义上的转折（当然意义至关重大），在理论上尚未完全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以致我们这些年的发展进程中仍然不断出现“非以人为本”的现象。诸如曾经发生的姓“社”姓“资”和姓“公”姓“私”的争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责难，对私营企业主的非议，等等。突出以人为本，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彻底地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是对现实社会中一切违背人性发展的、不尊重人的现象的反思和超越。这是共产党在自觉认识到已经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两个根本性转变情况下，在执政理念上的新飞跃。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真正解决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体问题。这就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大家一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了新力量，巩固和扩大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从以人为本理念出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顺理成章。因为以人为本，就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形成人人都可以成才、人才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的观念；才能做到群众利益无小事，并且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就要维护和保障人权，保护合法的私人财产。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而主要是指社会各阶层能够和谐相处。就是说，在新世纪新阶段，只有所有社会成员都有了平等的国民待遇，方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四、和谐社会提出的现实原由
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结构转型时期，这是改革的攻坚时期，主要是解决经济社会结构问题，建立新体制。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化，这一时期是改革取得较大效果的时期，也是社会阶层激烈分化的时期，整个社会结构会逐步地分化为若干个阶层，这些阶层都有了自己特殊的利益和获得这种特殊利益的特殊渠道，产生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要求。改革面临的主要约束条件，是随着改革的深化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就整个改革进程来说，利益矛盾最尖锐的是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深化改革的关键，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并且让人民群众不断得到改革的实惠。执政党要合理协调利益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一是两极分化日趋加剧。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在此前后，国内外几个研究机构研究的结果与这个结论大体类似。按照世界银行的分析，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查看)外，中国的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报告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如果短期内没有政策来调节的话，还会继续恶化。 在20xx年亚洲开发银行第三十五届年会“中国日”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指出，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中国当前社会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承认进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 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同时也由于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由利益关系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明显增加。可以说，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将会成为我国今后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是理论环境日趋复杂。各阶层的代表不可避免地会提出它所代表的特殊阶层利益的理论表达，使改革决策的理论环境趋于复杂，以至影响到决策，在实际操作层面的协调之外，额外地增加了思想理论层面的协调负担。这也就是我们在这一阶段总要强调弘扬民族精神、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中深化改革的原因所在。
三是深层次矛盾日趋尖锐。由于改革处在攻坚阶段，原来旧体制下的各种矛盾以及在改革启动阶段尚未触及的深层次矛盾都暴露出来了，改革进程中受历史条件限制产生的一些新的矛盾也暴露出来了。也就是说，旧体制遗留下来的矛盾、改革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情况相当复杂，各项改革措施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统性非常明显。不像改革初期那样，一项改革措施就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效果，改革的成本增大，使得改革难以一时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就容易使人们总感到现行的改革措施不过瘾，产生激进情绪。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从来没有遇到而又绕不开的问题，这些新情况使得新时期的社会矛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我们国家目前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标准。根据国际经验，这一时期是社会问题多发期、社会最不稳定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意义十分重大。
四是观念碰撞日趋激烈。这个期间一般都是经济的开放度达到很高程度的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碰撞十分激烈，特别是国外的一些思潮传了进来，对改革目标的选择、改革措施的确定、改革的实际进程都会产生影响。在这方面，这种碰撞突出地表现为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激烈碰撞。操作不当，就会出现全盘西化，或者出现极端的、狭隘民族主义。
所以，结构转型期的改革，已经不单单取决于经济本身，不单单取决于经济体制本身，它已经使改革成为一个全面建设新体制的创新时期、创新工程。整个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能不能协调地渡过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最大的危险在于，在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出现的社会失调。事实上，困难条件下出现的一些社会失调，在中外政治史上是比较好应付的。(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查看)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同心同德，比较顺利地度过。但是经济增长、甚至繁荣时期出现的社会失调，非常严峻。美国独立战争、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即十月革命，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四大革命，它们在革命的前夜都是经济高速发展、繁荣时期。人们欲望激发起来了，引发巨大的不平衡，所以起来闹事，进行革命；普遍贫穷，超稳定结构，不容易出事。在改革的转型期，由于利益矛盾十分尖锐，非常复杂，尽管经济在高速发展，但是一旦出现社会失调，对我们执政党来说，那是非常严峻的，真正考验党的执政能力。因此，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是高屋建瓴的积极应对，意义不容低估。
五、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史是生产发展的历史，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劳动群众的历史。8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自觉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同富裕”等一脉相承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我们更加要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奋斗的最高目标和衡量一切工作的唯一标准。具体说来，就是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尤其是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之后，就要全面顾及、通盘考虑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并且尽可能把各种社会矛盾化解在体制之内，求得稳定与发展。因此，党的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接着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但是由于毛泽东和共产党对我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执政理念从1957年反右斗争后变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才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讲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十六大提出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包括一切热爱祖国的人们。我国是法制社会，人的概念也就是公民的概念，集中体现为在法律和政策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重要升华。正是在此基础上，科学人才观提出人人皆可成才的观念。
以人为本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新的执政风貌和施政特色。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曾在“以民为本”和“以人为本”两种提法之间进行比较，取得的共识是，我国封建社会上千年来就有“民本”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也早已有“人本主义”，我们共产党人就叫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理念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具有最广泛最充分的包容性，深得人心民意。
以人为本意味着对过去较长一个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理念的彻底否定。当年我们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那主要是在工作重心代替意义上的转折（当然意义至关重大），在理论上尚未完全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以致我们这些年的发展进程中仍然不断出现“非以人为本”的现象。诸如曾经发生的姓“社”姓“资”和姓“公”姓“私”的争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责难，对私营企业主的非议，等等。突出以人为本，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彻底地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是对现实社会中一切违背人性发展的、不尊重人的现象的反思和超越。这是共产党在自觉认识到已经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两个根本性转变情况下，在执政理念上的新飞跃。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真正解决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体问题。这就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大家一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了新力量，巩固和扩大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从以人为本理念出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顺理成章。因为以人为本，就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形成人人都可以成才、人才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的观念；才能做到群众利益无小事，并且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就要维护和保障人权，保护合法的私人财产。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而主要是指社会各阶层能够和谐相处。就是说，在新世纪新阶段，只有所有社会成员都有了平等的国民待遇，方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四、和谐社会提出的现实原由
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结构转型时期，这是改革的攻坚时期，主要是解决经济社会结构问题，建立新体制。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化，这一时期是改革取得较大效果的时期，也是社会阶层激烈分化的时期，整个社会结构会逐步地分化为若干个阶层，这些阶层都有了自己特殊的利益和获得这种特殊利益的特殊渠道，产生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要求。改革面临的主要约束条件，是随着改革的深化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就整个改革进程来说，利益矛盾最尖锐的是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深化改革的关键，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并且让人民群众不断得到改革的实惠。执政党要合理协调利益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一是两极分化日趋加剧。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在此前后，国内外几个研究机构研究的结果与这个结论大体类似。按照世界银行的分析，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查看)外，中国的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报告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如果短期内没有政策来调节的话，还会继续恶化。 在20xx年亚洲开发银行第三十五届年会“中国日”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指出，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中国当前社会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承认进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 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同时也由于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由利益关系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明显增加。可以说，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将会成为我国今后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是理论环境日趋复杂。各阶层的代表不可避免地会提出它所代表的特殊阶层利益的理论表达，使改革决策的理论环境趋于复杂，以至影响到决策，在实际操作层面的协调之外，额外地增加了思想理论层面的协调负担。这也就是我们在这一阶段总要强调弘扬民族精神、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中深化改革的原因所在。
三是深层次矛盾日趋尖锐。由于改革处在攻坚阶段，原来旧体制下的各种矛盾以及在改革启动阶段尚未触及的深层次矛盾都暴露出来了，改革进程中受历史条件限制产生的一些新的矛盾也暴露出来了。也就是说，旧体制遗留下来的矛盾、改革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情况相当复杂，各项改革措施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统性非常明显。不像改革初期那样，一项改革措施就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效果，改革的成本增大，使得改革难以一时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就容易使人们总感到现行的改革措施不过瘾，产生激进情绪。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从来没有遇到而又绕不开的问题，这些新情况使得新时期的社会矛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我们国家目前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标准。根据国际经验，这一时期是社会问题多发期、社会最不稳定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意义十分重大。
四是观念碰撞日趋激烈。这个期间一般都是经济的开放度达到很高程度的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碰撞十分激烈，特别是国外的一些思潮传了进来，对改革目标的选择、改革措施的确定、改革的实际进程都会产生影响。在这方面，这种碰撞突出地表现为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激烈碰撞。操作不当，就会出现全盘西化，或者出现极端的、狭隘民族主义。
所以，结构转型期的改革，已经不单单取决于经济本身，不单单取决于经济体制本身，它已经使改革成为一个全面建设新体制的创新时期、创新工程。整个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能不能协调地渡过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最大的危险在于，在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出现的社会失调。事实上，困难条件下出现的一些社会失调，在中外政治史上是比较好应付的。(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查看)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同心同德，比较顺利地度过。但是经济增长、甚至繁荣时期出现的社会失调，非常严峻。美国独立战争、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即十月革命，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四大革命，它们在革命的前夜都是经济高速发展、繁荣时期。人们欲望激发起来了，引发巨大的不平衡，所以起来闹事，进行革命；普遍贫穷，超稳定结构，不容易出事。在改革的转型期，由于利益矛盾十分尖锐，非常复杂，尽管经济在高速发展，但是一旦出现社会失调，对我们执政党来说，那是非常严峻的，真正考验党的执政能力。因此，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是高屋建瓴的积极应对，意义不容低估。
五、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史是生产发展的历史，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劳动群众的历史。8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自觉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同富裕”等一脉相承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我们更加要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奋斗的最高目标和衡量一切工作的唯一标准。具体说来，就是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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