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抗战日记

标签：中国历史故事,历史故事的成语,出自历史故事的成语,http://www.qihang56.com 叶圣陶抗战日记,

圣陶先生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处处存真，从未说过违心的话，也没有作过校改，堪称日记的正宗嫡派。抗战时期圣陶先生写的日记，头三册在乐山遭敌机轰炸（1939年8月19日）时烧毁了，1939年5月1日之后的日记保存完好。圣陶先生抗战时期的日记是可以作为“民国史”和“流亡史”来阅读的。
　　一、乐山被炸与出游遇袭
　　抗战爆发后，圣陶先生举家逃离苏州（有老母亲、夫人胡墨林及至善、至美、至诚三儿女，还有夏丏尊的幼女满子，老少共七人），经杭州、芜湖到了汉口，打算在汉口创建开明书店的出版基地。因印刷机器在镇江白莲港被日军抢劫了，只好走上流亡之路，扶老携幼到重庆，投靠表外甥刘仰之。到重庆后，圣陶先生先后在巴蜀学校、国立戏剧学校及北碚复旦大学任教，后来又把家搬到乐山，在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1939年8月11日，圣陶先生应四川省教育厅的邀请从乐山到成都，为暑期讲习班作演讲。8月19日，日本军队出动36架飞机，在乐山城内狂轰乱炸，圣陶先生第二天赶回乐山。知全家避难城外贺昌群家，突火而出，幸免于难，屋庐衣物书籍悉付一炬，圣陶先生“感极而涕，天已太厚我矣”，他在8月20日日记中写道：
　　昨日之轰炸，下弹时间不过一分钟，而热闹市区全毁。死伤者殆在千数以外。小墨（叶至善——引者注）曾见四个焦枯之尸体相抱于路中。较场坝一带，烧死者甚多。右邻一家仅馀一儿，此儿与三官（叶至诚——引者注）为同学，路遇三官，言父母兄弟俱烧死矣。军警于救火救人均束手无策。武大同学与艺专同学皆立时出动，拆房子，抬伤人，奋不顾身。余闻传述如是，觉青年有此行动实前途之福，不禁泣下。武大仅第二宿舍中一弹，他处均无恙。死同学六人（文健在内，此人上余之课，为一优秀学生，闻之又不禁下泪），校工二人。同事全家被毁者二十馀家，杨端六、刘南陔两家在内。馀不胜记。
　　当夜圣陶先生致沪上诸友信云：“昨日敌人狂炸乐山，诸翁今日见报，必然大惊。今敢告慰，弟家老幼破后门而逃出，火已及于前间，在机枪扫射下趋至江滨，雇舟至昌群兄家作难民。身体皆安好，精神亦不异常。所有家物器用书籍悉付一炬。乐山城内已炸去三分之二，死伤甚众。”此时乐山城内已一片颓垣瓦砾，几如废墟。
　　成都的城墙拆于1939年，是当局为了便于市民“闻警时出城”而拆的。1940年7月，圣陶先生受聘于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任专门委员。1941年2月1日，把家从乐山搬到成都，从此做了成都人。抗战期间，圣陶先生在成都住了“四载馀”，先是住在新西门外罗家碾王家冈农舍。后来迁到城内陕西街。当时，日寇飞机对成都实行“疲劳轰炸”和“恶性轰炸”（日寇广播中用语，详见圣陶先生1941年8月31日日记），圣陶先生不止一次遇袭，最惊险的一回是1941年7月27日，请看日记云：
　　久欲游武侯祠，今日久雨新晴，天不大热，遂决往。……余与墨（夫人胡墨林——引者注）之外，满子三官二人随行。……
　　十时半，忽闻空袭警报，遂走出，意未必果来轰炸，即于空军机械校附近之竹树下憩坐，冀解除后可以入城。及十一时方过，而复鸣“紧急”，敌机即随之而至。其声甚大，不知其几架。旋闻呼呼之声，如阵雨自远而至，又觉似有如阵之风。随之即闻轰轰爆炸之声，殆数百响，似即落我四人所坐竹树之后。我四人皆平卧贴地。墨与满子三官皆恐慌甚，自言将殒命于此。余自问尚镇定，木然听之，及机声去远，始起坐。四年来历空袭，当以此次为最甚矣。旁有空机校学生十数人，据言敌机来者多批，总数为百零八架，被炸地点则为少城公园一带云。静俟至一点半，始闻“解除”，本欲入城，亦已无此兴趣，遂缓步而归。……
　　傍晚，开明学徒江成根来，言少城公园炸死人甚多，园之周围街巷皆有落弹，南门大街及东门西门，亦有被炸处。则敌机今日之目标，盖为城区也。其机之列队，云成人字形，故所被者广。月樵店中有三学徒皆避入公园，一死，二受伤。农人张青云回来云，罗家碾、苏波桥均死人不少，殆系死于机枪。乡间亦复如是，殊可虑矣。
　　二、官员“犯禁”与文人之凄惨
　　在我国现代作家中，像圣陶先生这样保留有较完整的抗战日记的不多。圣陶先生在抗战期间挣扎奋斗，见闻广，交往多。他把他的所思所感都写在日记里，或倾吐对战时辛苦艰难的忧愤之情，或揭露、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或反映当时文艺界和教育界的真实情况，或歌颂民族气节、表达战胜侵略者的决心，或记述文化出版界人士的生活经历。这些日记不仅是圣陶先生性格和人格的真实反映，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素描和速写，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是后人研究抗战历史、抗日统一战线、抗战文艺、战时教育，以及圣陶先生的生平、思想与创作的不可多得的资料。请看二则日记：
　　（1942年5月7日，圣陶先生在重庆）吴朗西来访，为别已三年有馀矣。君忙于业务，而仍兼顾文化生活社之出版事。聆其谈罗致文稿、待遇作者及推广销路之办法，皆有理想。最近将往金华，为其服务之银行设办事处，顺便运回存在上海之书籍。君知余能饮，邀往一家售绵竹大曲之店。自菜馆不许饮酒以来，酒店之生意大好，客恒不断，几如茶馆。例不许售荤菜，只备花生豆腐干。各饮酒二两，遂饭于粤香村，又吃茶于某茶室而别。所谓茶室，布置类咖啡店，茶一杯值一元五角。
　　（1944年1月9日，圣陶先生在成都）十一时入城，至福兴街全家福，应子杰招宴。客有沈尹默、陈寅恪、钱宾四、陈觉玄、闻在宥、李小缘、蒙文通、徐中舒、张大千、马季明、冯汉骥，皆所谓学人也。沈、陈、李、张，皆余初面。肴馔甚美，且设酒，盛以茶壶，饮以茶杯。子杰为行政官而躬犯禁令，亦见禁令徒为掩饰耳。
　　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国难时期不许大吃大喝，酒店里可以喝酒，菜馆一律禁酒，菜最多也只能八个。可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子杰请客就可以喝酒，“盛以茶壶，饮以茶杯”，表面似乎都在喝茶，其实都在觅醉。可见国民党当局的“禁令”是规范老百姓的，“行政官”尽可玩欺上不欺下、瞒上不瞒下的把戏。
抗战期间一部分“文化人”的生活极其凄惨。且看圣陶先生1942年7月9日日记：
　　（桂林，清晨）忽言有高君来访，下楼见一木然之人，目定，身僵，面无表情，扶一人而立。其一人自言黄姓。高君即高士其，前曾为《中学生》撰稿，集其稿而编成《菌儿自传》《细菌与人》者也。高毕业于清华，继留学美国，研究细菌。有某种细菌自其耳际入于脑，神经系统遂受损伤，司言语与动作之官能皆木强不灵，得病已十五年，近乃加剧，曾在各地治疗，今日自曲江到此（因曲江疏散人口）。扶之坐，则垂头而坐，手脚皆抖动不已。与之语，发言甚慢，且不相连贯，久之乃曰“我说不出来”。为科学研究而牺牲至此，深可悲悯。黄君系其同学，云至医院就医，无空病榻，遍找旅馆，亦无一空房间，希望相助。洗翁乃嘱同人代为寻找，居然于隔壁西亚旅馆得一单人房间。黄遂扶之而去。黄言在桂林有高之友好数人，须往访之，庶几可以共同扶助。又言高拟撰《自然科学发达史》，已拟定大纲，将来殆须有人为之笔录云。
　　刘百闵自乐群社打电话来邀往午餐。至则共餐于食堂，吃素西菜。刘此次来桂系代表中央邀自港来桂之“文化人”赴渝，但来已两月，殊无成果。其意似欲余向雁

www.qihang56.com冰、仲华劝说。其语亦有感情，有理由，而谓某某人必须住某处而不宜住某处，则没甚道理。刘言甚多，余听之亦广见闻。直谈至三时而别。
　　余前在文供社夜会谈话，有人录之。云彬今日送其稿来，嘱订正。余即为删润，附条言此决不值发表，希望留在抽斗中为纪念可也。
　　傍晚与洗翁对酌。彬然来，谈有顷即去。晚饭后煮粥一器送与高君，与洗翁偕看之。黄君言高饮食由渠喂之，夜眠与同榻，以便照顾。友情如此，良可感动。高君闽人，其家属皆在本乡。
　　著名学者、科普作家高士其贫病交加，流落街头，国民党政府视而不见。他们拉拢的是在政治上用得着的“名流”。“刘百闵自乐群社打电话来邀往午餐。……刘此次来桂系代表中央邀自港来桂之‘文化人’赴渝，但来已两月，殊无成果。其意似欲余向雁冰、仲华劝说。”国民党中央宣传文化运动委员会常委委员刘百闵（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副主任委员潘公展），托圣陶先生“向雁冰、仲华劝说”，请他们去陪都重庆。圣陶先生觉得刘百闵说的“某某人必须住某处而不宜住某处，则没甚道理”。沈雁冰和金仲华则断然拒绝。圣陶先生次日日记中说：“至雁冰所，以昨与刘君会晤事告之，于仲华亦然。二人均无应招径往重庆之意。仲华谈拟办一杂志曰《新史地》，聆其规划，颇有胜处。”“刘此次来桂系代表中央邀自港来桂之‘文化人’赴渝，但来已两月，殊无成果。”这说明了沈雁冰和金仲华等一大批“文化人”的立场和品格。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