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_文言文大全

前言

　　《论衡》是东汉前期王充用毕生精力撰写的一部哲学著作，是他一生反封建神学斗争的结晶。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生于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汉和帝永元中(公元89～104年)病卒于家，终年70岁左右。

　　王充的一生是在忧患中度过的。他出生于“细族孤门”，8岁进学馆学书法，十五六岁时赴洛阳太学求学，从著名史学家、古文经学家班彪学习。他“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大约在32岁左右，观天子临辟雍，作《六儒论》。后王充返归家乡，先后担任上虞县功曹，会稽郡都尉府掾功曹，郡太守五官功曹从事(五官椽)，因与长官、权贵不合，遂“废退穷居”，作《讥俗节义》、《政务》之书。后归乡里，以教书为业。王充于宅内门户墙柱，各置笔砚简牍，见事而作，著《论衡》。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年届花甲的王充到扬州部的丹阳、九江、庐江等郡避难，应刺史董勤之召，到州里任从事，后入为治中(州刺史的助理)。材大任小，职在刺割，笔札之思，历年寝废。章和二年(公元88年)，王充罢州家居，同郡友人谢夷吾上书朝廷推荐王充，章帝“特诏公车征，病，不行”。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乃作《养性》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王充晚年“贫无供养，志不娱快”(《自纪篇》)，处境凄苦。

　　王充生活在东汉前期，历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四朝。这一时期，豪族门阀把持了东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在思想上则以谶纬儒学作为统治工具。他们全盘继承了从汉武帝以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官方神学思想体系和西汉后期大肆泛滥的谶纬迷信。光武帝刘秀“尤信谶言”(《后汉书·方术列传》)，他以谶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后汉书·光武帝纪》)宣布做皇帝，并提倡以图谶来决疑。光武末年，初起灵台、明堂、辟雍，又宣布图谶于天下。凡“名应图篆”者，都可以高官厚绿。明、章二帝继之大力提倡，遂使谶纬之书遍布天下。当时流行的纬书有《河图》、《洛书》、《七经纬》、《钩命决》、《是类谋》、《元命苞》、《文耀钩》、《考异邮》等等，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而且都称是“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是自初起到孔子9位圣人推演出来的。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刘炟在洛阳主持召开了由“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参加的白虎观会议，讨论五经异同，对谶纬迷信和儒家经书的合流，作了全面总结。现在传世的《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德论》)就是这次会议辩论的结果。它是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派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思想的延伸和扩展，是对东汉前期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集中论述，也是集汉代儒学之大成的官方法典。与此同时，一些代表地主阶级中下层利益的知识分子则与之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桓谭首先向光武帝刘秀提出治国应“以仁义正道为本”反对以“奇怪虚诞”治世的主张。由于他极言“谶之非经”被刘秀斥为“非圣无法”，险些被斩首。继而王充也以“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为己任，凡认为是虚妄的东西都一一进行批判。

　　王充一生的著作除《论衡》外，目前所知的尚有《六儒论》、《讥俗节义》、《养性》、《政务》等，但流传至今的只有《论衡》一书了。现存《论衡》有85篇(《招致篇》存目佚文)，与《后汉书·王充传》的说法吻合。但王充在《自纪篇》中却说“吾书百篇”，“吾书亦才出百”，可能《论衡》原有百篇以上到范晔写《后汉书》时仅可见到85篇了。王充死后，《论衡》最初由蔡邕、王朗二人传世，以后辗转流传，篇目有所佚失是完全有可能的。《论衡》见于著录较晚，《隋书·经籍志·杂家》著录“《论衡》，二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杂家》著录“《论衡》，三十卷”。二者相差一卷，可能是从二十九卷中分出《自纪篇》单为一卷的缘故。自此以后，见于著录的《论衡》多为三十卷。《论衡》在宋代以前无定本。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进士杨文昌用当时流行的俗本二十七卷与史馆本三十卷对校，“改正涂注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七字”作序刊印，称为善本。百余年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会稽太守洪适又据杨刻本复加校订重刻。这两种宋版《论衡》目前仅存残卷。

　　现在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宋本《论衡》，经元、明两代不断修补，是今存最早刊印的全本。另有《新刊王充论衡》十五卷本八册(旧称“元小字本”)，是明朝初年坊间据宋乾道三年本刻印的，这两种刻本均未流行于世。流行较广的是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吴郡苏献可刻印的“通津草堂”本《论衡》(《累害篇》缺一页四百字)。以后的版本很多，都是根据这个本子刻印的，只是有些刻本据宋本补足了缺页。关于《论衡》的版本卷帙情况，参阅本书附编三《<论衡>版本卷帙著录》便可以有较为详细的了解。

　　历代对王充及其《论衡》的评价，见仁见智，褒贬不一，或毁誉参半。

　　如谢夷吾称王充的天才，“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杨雄、司马迁，不能过也。”把王充抬得够高的了。抱朴子则认为，“若所著文，时有小疵，犹邓林之枯枝，若沧海之流芥，未易贬也已。”而蔡邕、王朗则视“论衡”为“异书”，不肯轻易示人。刘熙载对王充大加赞颂，说“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章太炎也盛称此书，谓其“正虚妄，审向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之者也。”孙人和则称赞“其远知卓识，精深博雅，自汉以来，未之有也。”张九如则认为“《论衡》用客观的眼光，批评史事，鞭辟入里，实为中国有数之作品，惟嫌其中多琐碎处。”贬之者如高似孙则云“而其文详，详则礼义莫能覈;而辞精莫能肃而括，几于芜且杂”，不过是一本“谈助”之书。吕南公在《题王充<论衡>后》则说：“夫饰小辩以惊俗，充之二十万言既自不足多道，邕则以欲独传为过人之功，何谬如之?”黄震则认为《论衡》“凡皆发于一念之怨愤，故不自知其轻重失平如此。”胡应麟则指责王充“特其偏愎自是，放言不伦，稍不留心，上圣大贤，咸在诃斥。至于《问孔》、《刺孟》等篇，而辟邪之功，不足以赎其横议之罪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则认为“其言多激，《刺孟》、《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誖矣”，同时又指出，“儒者颇病其芜杂，然终不能废”，“所以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乾隆皇帝读了《论衡》之后，认为它“背经离道”，“非圣无法”，但又“喜其识博而言辩，”认为可以“效其博辩，取其轶才”。而谭宗浚则指出《论衡》有“论人之失”、“论事之失”、“论理之失”和“论物之失”。直到近几十年，才对王充的《论衡》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和系统的研究，尽管在对《论衡》的研究中还有不少分岐，有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但这部著作正日渐显现出其思想异彩则是确定无疑的。

　　王充学识渊博，通晓百家学说，他所著的《论衡》内容丰富博杂，“上自黄、唐，下臻秦、汉而来”，“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王充认为他的著作“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材，如衡之平，如鉴之开”，这大概就是他将书取名《论衡》的原因。他自己解释说：“《论衡》，论之平也。”又说：“《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也。”《论衡》的题名，标明王充要对往古与当时的一切思潮、学说加以衡量，评其是非真伪，定其轻重，攻击虚妄之说。凡他认为是虚妄的，无一不加以抨击。他对被神化了的儒学、有意志的天、目的论、道教神仙方术和种类繁多的世俗迷信进行了批判。批判的中心是从董仲舒到谶纬与《白虎通义》的神学体系，一切迷信，诸如符瑞、灾异、风水、卜筮、祭祀、厌胜、祈禳、解除、求雨、雷刑等等，无一能逃过他笔锋的扫荡。

　　现存《论衡》85篇。若大体进行归类，其基本内容有如下方面：一、从不同的角度论述性命问题的，有14篇文章。其中，《物势篇》是性命说所依据的理论;《本性篇》与《率性篇》主要说性;《初禀篇》、《无形篇》、《偶会篇》、《命禄篇》、《气寿篇》、《命义篇》、《逢遇篇》、《累害篇》、《幸偶篇》、《吉验篇》主要说命;《骨相篇》说性和命在骨体上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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