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_文言文大全

导　　言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宗法贵族制向官僚地主制过渡的大变动时代。作为这种社会大变动的表现和结果，在当时涌现出许多思想主张互不相同的学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二：一为孔子开创的儒家，一为墨子开创的墨家。它们在战国时期并称为当世的显学。《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

　　墨子名翟，鲁国人。生卒年具体不详。但从历史文献来看，我们可以断定，墨家的产生当在儒家之后。据《淮南子·要略》之说，墨子原为儒门弟子，后因不满儒家学说而另创一对立的学派：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由此看来，墨家学说乃是墨子对儒家学说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产物。从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墨子》一书确实不难看到，墨家学派对儒家从周代贵族社会继承下来的礼乐等文化形式进行了大量的攻击，如《墨子》书的《节葬》、《节用》、《非乐》、《非儒》等，都可以说是直接针对儒家学说而发。因此，《淮南子》的论断并非无稽之谈。当然，应当指出的是，《淮南子》的作者把墨家学说的兴起归之为夏政的复活，则有失于简单。诚然，在《墨子》书中，夏禹被塑造成一位与儒家所宣传的礼乐文化背道而驰的古代圣王。但是，这个形象并不是古代历史的客观反映，而主要是墨家理想的象征。墨家要借助夏禹来压服儒家所声称的祖师爷文王、周公。事实上，在《墨子》书中，夏禹、商汤、文王都是被列为古代圣王的人物，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因此，与《汉书·艺文志》的百家出于王官说一样，《淮南子》的墨家“用夏政”说也是一种想当然的皮相之见。

　　墨家作为一个与儒家对立的新生学术政治团体而出现在儒家声势浩大之时，它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获得了与儒家平分秋色、甚至后来居上的地位，这用复古说恐怕是无法解释的。墨家与儒家并称为显学。所谓显学，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队伍壮观，声威显赫，一是仕途通达，君主信任。而要做到这两点，它就必须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可以从它的学说中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和历史前进的方向达到一致。墨家之所以能够在战国前期异军突起，其原因即是它比儒家更能抓住战国初期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提出了一些儒家所没有提出的社会学说和政治方案，从而引起了当时自君主到庶民等阶层的强烈兴趣。

　　儒家诞生的春秋时代，官僚地主制与宗法贵族制两种新旧社会制度的交替尚处于一种潜在的温和状态。宗法贵族集团仍处于社会的统治地位。因此，作为新生社会力量的代表，孔子的思想虽然已超越宗法贵族时代而进入到官僚地主时代，但孔子的新思想却依然披着贵族社会旧文化的外衣。他希望通过对贵族文化进行输血式的改造而促成社会制度的变革。这样一来，孔子的思想便不可避免地带有温情主义和维新主义的色彩。一方面，孔子虽然主张贤人政治和平民参政，但他并不想冲击贵族阶级的既得利益，仍希望“贵可以守其业”;另一方面，孔子虽然以新的社会理想对神、礼、德等贵族文化的核心内容进行了超越和改造，但他并没有提出一套全新的政治方案，他所追求的有道之世乃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而且，由于孔子把道德价值强调到独一无二的至高地位，将理想的实现寄希望于执政者的道德自律，这就使

　　他的思想又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孔子去世以后，新旧社会制度交替的潜在状态突然被打破。在先后左右着春秋时代的政治局势的齐、晋两个大国，代表新兴的官僚地主社会方向的田氏与韩、赵、魏三家分别取代原先由周天子所分封的齐、晋诸侯而建立了新的政权。在春秋时代尚处于统治地位的传统宗法贵族文化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孔子死后百余年间的这种历史剧变曾有一精彩概括：

　　自《左传》之终以至此(指周显王三十年)，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佚，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日知录集释》卷十三)

　　总之，进入战国时代以后，周代贵族社会的各种制度全部被破坏。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孔子那种以宗法贵族文化的旧瓶装官僚地主社会之新酒的维新做法，无疑是落后而跟不上形势了。因此，结合贵族社会行将灭亡这种新的历史环境而对儒家学说进行反思和改造，又成为智识阶层所面临的一项历史使命。墨家学说即由此应运而生。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就今天所见到的《墨子》而言，墨家学说比儒家更能符合战国时代社会发展的内容，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墨家学派明确提出了兼爱、尚贤的平民政治理论，把孔子提出的爱人和举贤思想推向了一个更新的高度，从而在理论上彻底打破了贵族阶级以亲亲为原则的血缘贵贱论。儒家创始人孔子为了给平民阶级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力，在春秋末期提出了爱人(仁者爱人)和举贤的思想。这对于贵族阶级的血缘贵贱论来说，无疑是一个具有新的时代精神的创举。但是，由于当时宗法贵族势力仍然处于统治地位，平民阶级大规模地向贵族阶级争取平等权力的运动刚刚形成气候，因此，在孔子所具有的政治思想中，还不可能产生彻底打破贵族特权的认识。他所做的只能是要求贵族阶级将其特权向平民开放。要求贵族统治集团将普通民众当作与自己同样的人看待的爱人思想与要求贵族阶级从普通民众中选拔贤能参政的举贤思想所体现的即是这样一种历史特点。在主张爱人和举贤的同时，孔子并不反对对贵族阶级的利益予以照顾，部分地保留其特权，讲究“故旧不遗”。而且，平民阶级要获得“举贤”的机会，在事实上还必须经过一个贵族化的过程，先掌握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贵族文化。

　　然而，在墨子的时代，平民阶级争取与贵族阶级平等的政治权力的斗争已经基本取得胜利，孔子所提出的爱人和举贤思想完全成为现实。因此，作为新时代的平民思想家，墨子必然要提出比孔子更为激进的平民革命思想。于是，孔子的爱人和举贤便被兼爱和尚贤所取代。墨子的兼爱与孔子的爱人之区别在于：爱人并不否定亲亲;而兼爱则实际上取消了亲亲，主张将他人与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墨子·兼爱下》云：

　　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爱人利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恶人贼人生。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然即之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以易之，譬之犹以水救火也。”其说将必无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然即兼之可以易别之故何也?曰：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为彼者由为己也。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为彼犹为己也。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为彼犹为己也。然即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

　　在墨子的认识中，兼与别相对而言。所谓别，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无疑指的是周代社会以血缘和种姓为依据而确立的各种等级关系，也即周公制定的那种礼乐制度，而兼则是要废除这种礼乐等级制度，消除这种嫡庶亲疏观念。应该说，这即是兼爱的历史本质。

　　血缘亲疏关系被彻底抛弃以后，贵族阶级凭藉出身而高处显贵地位的世官制度已完全没有存在的理由。因此，在墨子的思想中，一视同仁地从全体国民中选举贤能便成为唯一的仕官途径。只有贤能才是唯一有资格入仕为官和受人尊敬的人。而且，在墨家学派这里，贤能之士的入仕为官已不再需要经过贵族化的修养准备。如《墨子·尚贤上》云：“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主张直接从农夫与工商小民中选贤任职，并举例云：

　　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舜、益、伊尹、闳夭、泰颠等人本来都是从事各种卑贱职业的体力劳动者，但却被尧、禹、汤、文王等最高统治者分别拔举到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地位。这就是墨子所理解的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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