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级教师的反省——读《点评语文特级教师》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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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这篇《点评语文特级教师》文章发表在今年的《北京文学》上，只是没有提前读到。现在读来，确如在夏日吃了一块冰激凌那般畅快，之后就是脸红。 
　　看文章中这些文字： 
　　“与作家们相比，语文教师，包括那些很有名气的语文特级教师的阅读与写作实在太可怜了。他们拿不出什么，能拿出的也不是什么东西，无非就是些解题技巧、应试对策、知识讲解什么的。甚至连对语文教学的规律性的东西的阐述都少而又少。他们太功利了，把语文搞得面目全非。现在很多特级教师都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与前一代的语文教学大师相比，现在的很多特级教师都是文化侏儒。” 
　　还有这些文字：　 
　　“我于是突然明白，为什么当时语文界一片寂静了，这些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们，靠着应试语文起家，然后也就像大师一样指指点点风风光光，要说文化底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打开他们的所谓“论文”，全是心气浮躁的技术主义的复制品，毫无创新意识，毫无创造价值。他们当然对争论保持缄默，以维持他们那种圣者贤者的样儿。 
　　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 
　　我虽身为语文特级教师，但不能不说作者这些话说得痛快，“骂”得痛快，越痛快，就越感到脸火烧火燎。 
　　我不知道网前有多少语文教师在读这篇文章，也不知其中是否有语文特级教师。说不定有许多人抱怨这篇文章说话太偏颇、情绪太激动、用词太火爆，并且你也不难看出《北京文学》今年又发表这样的文章，非常明显的意图就是“炒作”－－它巴不得你不同意、巴不得你去反驳、巴不得你们议论纷纷、巴不得到处转载沸沸扬扬…… 
　　但是我不能不说作者的一些话是一针见血的。所以，我韩军自己应当反省。 
　　正因为这样，我才不责怪这篇文章的所谓偏颇、火气、炒作，我的意思是，只要作者触到了问题的一些根本些许本质，触到了语文教育的些许痛处与根本弊端，那么，我们就应该敞开胸襟欢迎。 
　　虽然，我韩军这个特级教师称号，不是因为应试教育才评上的，与文中所批评的因应试而成为特级教师对不上号－－从81年到98年我一直教中师（中师没有毕业应试这一说），94年评为特级教师，99年才教高中，20xx年才教高三，并且我自己对纯粹技术化的语文应试教育，有过一系列的批评（大家可能读过一些）－－但是我特别欢迎这样的用巴掌对特级教师（当然包括对我）进行猛烈击打的文字。 
　　我并不比其他特级教师高明。其实如果我出身于中学，那么我也说不定成为一个《点评语文特级教师》中所批评的应试型的特级教师。我知道其实大部分应试型的特级教师实在是身不由己。 
　　97年开始的那场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已经遭遇到了来自语文教育界内部“广大语文教师”的强烈反弹，我不知这篇《点评语文特级教师》的文章会遇到怎样的反弹。可能人家会干脆来个置之不理--－你骂你的，我就只当作狗汪汪吧，你不是想炒作吗，那么我不理你，让你炒作不起来；97年大讨论，有个“王丽”因为批评语文教育而成名，那么今天这个“蒲白”是不是也想利用批评语文特级教师而成名呀－－哈，我已经看透你的心思，我不理你。 
　　出现这样的局面是意料之中的。 
　　其实，我觉得，当今语文教育界和语文特级教师们，我们没有必要考察这位蒲白和《北京文学》的动机如何，没有必要计较人家用词偏激与否。
　　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对待别人的批评，对待别人的批评，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文化胸襟，怎样的学术器量！　　学术园地能否海纳百川，能否百家争鸣？ 
　　我想起了著名年轻学者谢泳的话。 
　　在今年第3期《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上《语文教师的文化视野》中他说，“前两年，学术界批评中学语文教学时，最少反省精神的，就是语文教师。他们总是要找出许多理由来为自己的工作辩护，以为别人的批评根本就不了解语文教学。我们判断语文教师的素质出了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能正确对待外人对自己职业的批评，而这样的胸怀与他们狭窄的文化视野是相关的。” 
　　谢泳说，“中学语文教材和一些教学方法，已近于无聊的程度，但我们许多语文教师却没有什么察觉。一个从事人文教育的人，麻木到了如此程度，实在是一件让人忧虑的事。”“我以为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他们的职业态度，也不是他们的职业水平，而是他们在职业之外，能不能有一种超越自己职业的反省精神。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再来谈具体问题，才能有较为开阔的视野。” 
　　“语文教学，有它自己的特点，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自己的特性。但语文教学肯定不是一种以技术见长的学科，这是不成问题的，它不同于数理化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内容是有精神意义的，而这一点现在却为我们许多从事语文教学的人所忽视。”　 
　　然而当今语文教育界，我却看到了不愿看到的状况： 
　　全国我的不少同行，对那场语文教育大讨论抱持一种抵触态度，对一些教授、学者的对语文教育的批评十分反感。有的人，不但拒绝别人的批评，甚至采取了不可告人非学术手段，把那些怀着良知对语文教育进行批评的教授专家推上死路。最终用非学术手段剿灭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他们还得意地自以为取得了最后胜利。在他们和一些期刊杂志、学术会议的影响之下，许多语文教师，也只认同或者大体认同语文就仅仅是学习工具性的语言技能的课而绝对不是精神型课程的观念，相当数量第一线的语文教师大体否定那场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否定一些专家教授对语文教育的批评。 
　　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有的语文教师，说那些批评语文教育的大学教授是“大放厥词”，说那些批评语文教育的青年学者是“狂徒”。说那些大学教授对语文教育进行批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一次语文教育会议上，一个语文教师，在评论曾经引发了97年语文教育王丽女士时，这样说人家，（原话）“孔雀开屏时，她把自己的屁眼都露出来了。”这不成了赤裸裸的谩骂了吗！这是一个语文教师说的话吗！
　　所以，我作为特级语文教师队伍中的一员，我觉得羞愧，我当反省。
　　对蒲白先生这篇文章中的说特级语文教师是“文化侏儒”，还有许多情绪化的用词，我并不赞同，觉得特别刺耳，而且我觉得也不是全部事实，事实是当今有的语文特级教师文化视野是比较宽广的，他们的一些教育思想是有相当的文化深度的，当然难与朱自清、夏沔（无三点水）尊、叶圣陶等大师比肩，但是与解放后的有的特级教师相比，其水平并没有遥远的距离。我对语文教育大讨论中的所谓“误尽天下苍生是语文”的说法，“语文老师，我为你流泪”的说法，也没有好感。这些都是非常过头的情绪之辞。我非常不赞成。蒲白先生的文章中这样的亢奋的情绪之辞也太多。使文章失去了应有的份量。
　　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语文教育界的人尤其特级教师，是否应当手贴胸口，在下列问题上深省：
　　我们是否应当有宽广一些的胸襟？我们能否拒绝批评（哪怕是非常偏激的批评）？在当今自由民主开放的学术环境下，当我们不足以在学术上用学理来说服别人时，我们能否动用非学术手段来处理纯粹的学术问题？能否动用非学术手段禁锢压制别人的批评？在中国学术界在中国语文教育界，我们能否承诺永远只用学术和学理而不用非学术手段来说话？ 
　　当面对许多学生不喜欢语文课不喜欢语文教材（但决不是不喜欢语文）时，当社会各媒体潮水般批评语文教育时，我们身为语文特级教师，是否应当亮出肩膀，勇敢地担当责任？
　　再有，作为语文特级教师，我们是否在下列问题上反躬自问，冷静反省（至少我韩军应当如此）：
　　由于过于沉重的应试压力，自从我们走上教学工作岗位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照本宣科、编题做题阅卷，我们是否传授应试技法、编纂应试题目、做应试报告太多了些？我们除了关注学生字字词词句句之外，是否关注过学生的精神世界？我们读过几本当今的世界文学文化名著？我们对当今的文化思潮了解几分？我们是不是每天就是抱着那些试题、教参、课本翻来覆去“把玩”？我们还有多少灵性，多少诗情？我们能否下笔就能写出超过自己的最好的学生的富有灵性的文章？据权威部门调查，现在中小学教师的阅读面已经比中小学生狭窄了，这难道不够触目惊心的吗！应试的语文教育确实害学生，也害教师。至少是我觉得，由于残酷的应试教育，我自己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坐下来认真地读一些滋补精神的书了。由此，我的精神品位、我的文化视野，就这样一天天下降、狭隘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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